日本近代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玄洋社為中心（1881—1911）

Abstract

[[abstract]]玄洋社孕育於明治初年福岡士族對於薩長藩閥的不滿，以及征韓論掀起的士族叛亂風潮。西南戰爭失敗後轉而投入自由民權運動，於1879年成立向陽社，並於1881年改稱玄洋社。玄洋社成立初期，致力於國會開設請願運動，以及九州政治社團的結合等國內的政治議題。然而玄洋社本身的民權與國權路線之爭，伴隨著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的退潮，以及壬午事變後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的競爭日益激化，國權論遂壓倒民權論，玄洋社的方針因而從自由民權運動轉向主張「對外硬」的大陸擴張路線。 玄洋社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對於日本近代對外危機的回應，因此也自然受到東亞國際情勢的牽動。從壬午、甲申事變，以至於甲午戰爭，日本大陸政策最大的課題，即是與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競爭。玄洋社做為狂熱的國粹主義，一方面反對明治政府的歐化政策，另一方面則強調亞洲連帶提攜。此時的中國，一方面其與朝鮮的宗藩關係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障礙，另一方面又是日本從西方勢力手中解放亞洲國家的伙伴，因此在甲午戰爭前，玄洋社及荒尾精等國家主義者一方面強調甲午戰爭的必要性，以阻止中國與日本角逐朝鮮半島，但另一方面則強調在此前提下指導中國，使其與日本提攜，共同對抗西方勢力。而對於朝鮮，則強調日韓同文同祖，幫助朝鮮脫離清韓宗藩關係的羈絆，與日本聯合。這種強調日本以東洋盟主的地位阻止中國干涉朝鮮，進而聯合朝鮮、指導中國的「東洋盟主論」可以說是甲午戰爭前玄洋社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的核心。 而甲午戰爭後，中國勢力退出朝鮮，加上本身面臨的瓜分危機，已不足以為日本在大陸政策上的競爭對手，相反的俄國卻取而代之，成為日本大陸政策上的勁敵。日俄兩國在滿州、朝鮮的競爭，以及中國的瓜分危機，使得「東洋盟主論」進一步擴充為強調亞洲事務由亞洲民族自決的「東洋門羅主義」。但此一維護東洋和平的使命卻是建立在日本做為東洋盟主的天職、天命上，因此日俄戰爭是為了阻止俄國併吞滿州、朝鮮，日韓合邦是為了剪除朝鮮半島—東洋巴爾幹半島—這一亂源，支援中國革命是為了達成「支那保全」，使中國與日本合作，維持東洋和平。無一不是為了善盡日本做為東洋盟主，排除歐美勢力，維護東洋和平的勢力。然而在「東洋盟主論」擴充為「東洋門羅主義」的過程中，日本由於歷經了甲午、日俄戰爭的勝利，連帶產生了對國力抱持高度自信的大國意識，其結果是強調日本做為東洋盟主的天職、天命，一方面是代表亞洲連帶理念的膨脹，另一方面卻也象徵了亞洲連帶意識的消亡，這也是玄洋社及大亞細亞主義經常被指責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尖兵的重要因素。